“主要还是劳模型，勤勤恳恳、抛家弃子。”

有的法院搞“资源倾斜”：凑办案量、感人故事，拉票。

“归根到底，法官还是要靠判决立命的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当南方周末记者向法官们提问：在中国，你有没有一个偶像法官？听到的回答往往是以上三个字。

中国法院系统每年都会组织各种模范法官评选。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法官对他们普遍印象不深，只记得大多是些勤勤恳恳、工作认真的行业标兵。

社会对于模范法官则更陌生。很多法学院学生除了最高法院的几位院长，甚至不知道多少法官的名字，更不用说他们的法律观点。

“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，法院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弱，这可能是法官们‘隐身’的一个重要原因，”一位上海基层法院的法官说，“我们确实需要一些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，或者说法治符号的法官。这对树立法律权威的意义重大。”

劳模型民事女法官

2003年和2005年，最高法院曾两次联合中央电视台组织“中国法官十杰”评选活动。现在央视每年的“十大年度法治人物”，也都有位法官代表。

而在法院系统内部，对于推选法官榜样，更是不遗余力。有“人民满意的好法官”、“青年法官标兵”、“三八红旗手”等，最高荣誉，是2003年开始评选的“全国模范法官”。

被树为典型的法官，一般都强调他们深入群众、耐心调解的一面，对其如何树立法庭权威，他们的审判思路、法律见解等着墨不多。

“感觉标准有点儿怪，没有突出法官的职业特征。主要还是劳模型，勤勤恳恳、抛家弃子那一套，跟居委会大妈没有区别。所以这些年树了那么多典型，真能让人记住的没有几个。”一位高级法院宣传处的法官说。

劳模型模范法官也塑造着整个社会对法官的印象。一位参加过某地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的法官向南方周末记者自嘲，现场答辩环节，还有评委问一位公安系统的代表，他们平时是怎么指挥法院配合工作的。“可见在老百姓心中，我们是个什么形象。”

查阅历年的全国模范法官名单，会发现女法官的比例非常之高。而且民事法官的比例远远高于刑事法官，负责“民告官”的行政庭的法官更是非常罕见。

多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女法官评选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。

一是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，女同志廉政上不容易出问题。而廉政方面又是评选的最硬指标，防止将来模范落马，“被打脸”。

二是女法官大多仕途心没那么强。很多评上模范法官以后，也不怎么要求提行政级别，去做领导。单位的一些安排就会更从容些。

最后,女性一般更细心和耐心，在服务当事人，勤勤恳恳、无私奉献方面也比较好找事迹。

“这并不符合现实。各级法院的院长、庭长，审委会委员里面，女法官的比例是比较低的，说明现阶段法院的业务精英还是以男性为主。评优的时候女性比例上去了，肯定是评选出了问题。”前述高级法院宣传处法官说。

至于民事法官比例偏高，主要是因为民事案件更贴近民生，也比较好挖掘事迹。

一位中级法院刑庭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些年来让她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，就是有个二审案件，她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向一个被告人宣告无罪。“他听完当场就给我跪下了。能让一个无辜的人重得自由，让我觉得法官这个工作真的很有价值。”

但在宣传问题上，当地法院经过再三考虑，还是决定低调处理。主要是因为二审改判无罪后，会对公安、检察和一审法院都产生不好的评价。

“造典型”

系统内评选，很难避免“行政化”倾向。

“系统内还是很看重这些荣誉的。因为都是有名额的，像全国模范法官，每个省市就这么一两个人，大一点儿的省三个。如果自己法院的人评上了，也是领导的一种政绩。所以有时就会‘造典型’出来。”一位高级法院的法官说。

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要想获得全国模范法官，首先得是全国优秀法官，全国优秀法官又是从各省优秀法官里面选出来的。所以一位全国模范法官的培养往往需要几年时间，常常会有意识地进行资源倾斜。

最典型的是办案量。为了保证某个法官的办案量，有可能会把一些比较简单的案子分给他，方便迅速结案。

在很多法官看来，在审级独立的原则下，“无一改判”并不符合司法规律，不应成为法官刻意追求的目标。还有“胜败皆服”，原告、被告都没意见。法官们认为，这更不符合现实。

熟悉相关流程的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模范法官的推选流程是层层上报，更多是政治部门在考察。领导的青睐往往起到很大作用。

推选本身也会考虑“可推性”。上面最近在树什么类型的典型，就投其所好地推荐。强调调解结案的那几年，就一下子冒出了好多调解能手。

一旦产生了推荐人选，还要发动全院人去投票。河南省平舆县法院前院长刘德山介绍，有一年的选票印在报纸上，中院安排从郑州拉来报纸，要求每个县完成几千份报纸，往省政法委寄。

法官们其实并不糊涂。刘德山认识的一个县少年法庭的法官，就曾按每年八十多件的数字上报办案量。但当时县少年法庭一年也就十来件案子，“全市也没有那么多”。

在上海，也曾推过一个一年一千多件案子的法官。法官们议论，这在理论上不可能，法院也太不人道了。“但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”。

种种问题，让很多清高的法官都对评选敬而远之。

至于那些曾被树为典型的法官，不少也很快离开了审判岗位，转任某级领导。

“有些人事迹感人，人挺好，会做调解，但业务上并不那么扎实，其实做不来领导。还有的本来是业务骨干，每年办很多案子，升了以后就不办案了，其实是极大的浪费。有的就是因为之前宣传说‘无一改判’，怕再判下去万一错了一个怎么办。”一位法官说。

邹碧华的遗憾

2014年12月14日，上海，数千人自发前往殡仪馆为因病去世的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送行。出席者包括了上海高级法院四任院长、外地的高院院长和最高法院的代表。还有更多的法官、律师、法学院师生，以及普通市民。

多少年来，中国法官几乎从未享受这样的尊荣。

最高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说，在邹碧华的身上，实现了“官方和民间”、“法官和律师”，以及“学术和实务”评价的高度认同。邹碧华所著《要件审判九步法》是法官和律师公认的工具书。邹碧华是上海司改的主要操盘手，而对于律师和法官作为职业共同体的倡导，更赋予他理想主义的色彩。

对邹碧华的纪念源自法律界自发，声势浩大后，最高法院表态并跟进宣传，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为他追授“全国模范法官”的荣誉。

一位法官认为，这些年来，邹碧华可能是最接近“偶像法官”的人了。

然而，邹碧华仍被认为是有遗憾的。他在审判一线工作的时间较短，没有足够多且有影响力的判决。

一位上海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法院内部的职位就那么多，要想晋升一般都得跳来跳去。而且有时调动岗位，也是领导有意栽培，全面锻炼你。这让邹碧华成了一个能够推动司法改革的好领导，却很难成为一个最典型的好法官。

在中国的法学院、法院，被推崇的偶像法官，多来自美国。美国最高法院的“九人”更有着神话般的色彩。他们并不依靠官方的刻意塑造，主要是靠自己的判决和著述扬名。

其实，中国并不缺优秀法官。也有不少未经刻意塑造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法官，他们或者在学术上有成就，如最高法院的一些副院长、庭长；要么身为一地领导，在司法改革等领域有所贡献，如邹碧华。但这些优秀法官要么更像学者，要么就是改革家。而不少人到了一定的岗位上后，极少或不再出现在审判台上。

而邹碧华倾力参与的新一轮司法改革，就是力求通过具体的制度改革，让法官们都能将精力集中于审判，能够更像法官，更有尊荣。

“归根到底，法官还是要靠判决立命的。”熟悉邹碧华的一位法官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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